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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放初期永嘉楠溪见闻录

【 作者: 系统管理员 】 【 2014年11月28日 】

见到解放军

一九四九年春,我十岁,舅舅留我在他家所在村的岩头西岸小学读书。

西岸小学是一所高级小学,有礼堂、有操场。前后天井里有杨柳、月月红、石榴、美人蕉。礼堂上挂着一个铁板,敲起来铛铛响,当钟用。还有一架风琴,每次上音乐课时,要三、四个人去抬。西岸小学有六个班,读书的人也多,我读三年级。

约四月间的一天下午放学后,我做完值日,从后门出来,向中央街走去。路上有几个穿灰蓝色衣服背枪的人,是兵?

大家见到当兵的都躲避,但他们和气地向路旁的农民解释:“请别怕,我们是共产党的部队,和国民党的军队不同。”看他们面带笑容,说话和气,我就站住脚听,“晚上住在你们小学里,谁家有柴卖一些给我们。”

村民们都好奇地看、听,但不敢说自己家有柴。路边有一个兵在墙上写大字“打倒蒋介石!解放全中国!”,“穷人要翻身,参加解放军!”,“耕者有其田……”

我加快脚步回到舅舅家,三两口吃了一碗冷饭,就返回学校看热闹。操场上,礼堂中满是这些穿灰制服的兵,也有几个背枪而没穿制服的,大概是新加入的吧。操场外的村口有人拿枪放哨。他们已买到柴,从身上解下干粮袋,倒出米来烧饭。

我听到两个村民在压低声音说话:“怪不得前几天驻在枫林的国民党的兵跑了。”

我在他们中间走呀,看呀,听呀,先是紧张,后来慢慢地放松自然了。有两个兵还摸了我的头。我也摸了一下他们的刺刀,觉得很锋利,掂了一下架在地上的轻机枪,觉得很沉重。“不要动!”一个兵和善地制止了我。

他们非常有秩序地吃了饭。天黑了,操场中用柴爿点了篝火,他们席地而坐,有人指挥着唱了一支又一支歌,后来这边叫:“一班唱!”那边喊:“二班唱!”几个女兵在一起,更是唱了又唱。有人高喊,大家鼓掌,硬要一个女兵跳了舞才过瘾。

围着看热闹的人很多。有一位兵向围观的群众宣传什么农民翻身要参军,妇女参加妇女会,儿童参加儿童团。我第一次听到妇女会、儿童团。

回家睡觉了,在床上我想:今天见到的兵和以前的兵是有些不同。

记得三四年前的一天,全屋的人乱作一团,说:“快逃!日本兵来了。”妈挑了一担被、衣之类东西,拽起我就随叔叔伯伯们过江上青崖坑底避难,阿婆留下看门。在山岙里,小孩子哭了,大人们忙用手捂住他们的嘴,一只大公鸡啼鸣时被扭断了颈头,大家挨饿受冻了一天一夜。第二天回村,见一个老人头上包着,说是被日本兵刺伤的。他们说日本兵杀了一头猪、一头牛,后山的王兴光妈在逃时,被一枪打断了腿。

种田的农民,行走的旅客,远远地见到黄衣服的兵来了就逃。我也曾亲眼见到黄衣服的兵逮住一个过路的人当挑夫,那个人不愿意,被打了两枪托,硬是要他挑担子。保长带乡兵来催田粮、要捐款,见到道坦里有鸡就抓,搞得鸡飞狗跳。

就在一个月前,我从西岸村往石柱村走,到龙河岭的上岭脚,见到去同方向的旅客都躲在路边,说刚才听到“砰”的一声,像是枪响。我也跟大家一起,躲靠在田坎下等动静。等了很久,往上方向走的旅客过来,他们神色非常恐慌,边走边喘气说:“驻在枫林国民党(某团长叫朱清光)的兵杀了个人,现已过渡船去枫林了,大家可以走啦。”翻过岭,在龙河渡的岔路口,我知道刚才被杀的人是我同村的王寿法(现为烈士)。路边的群众说:”这人是从岭上往下走的,在山岭的转弯处,看见下面有兵开过来就往山腰躲避,但还是被兵发现了,引起了兵的怀疑,先被打伤,后来这些兵上去把他的头砍下,背到枫林去了。”

兵,有凶神恶煞的,也有和蔼可亲的。睡时,两种形象在我脑际反复出现,我只是感到奇怪,讲不出什么道理。

第二天到学校里,见礼堂和操场都打扫得非常干净。班主任迟迟没有来上课,到中午放学前才来。他态度非常激昂,在课堂上把印有国民党党徽和蒋介石头像的课本撕了,说:“这是国民党的书,我不教了,你们学了也没用。我要去参军!”说完就离开教室。

我们这群小孩子,都不知道说什么好,呆了好久,一个同学说:“回家去!”大家就各自理了书包回家。我根本不理解这位先生的心情,对先生的表情、行动觉得好奇,还觉得这本还崭新的书被撕掉有点可惜。

翌日一早,我特地跑到学校,学校里冷冷清清,只有金科校长一个人在礼堂徘徊。他说:“有好几个年轻的先生去当解放军了。学校散学了,你们回家去吧。”

先生去当解放军了,给我增加了新的遐想空间。但是学校停课了,没有书读了,我悻悻地离开了学校,回到石柱村。

土改队进村

1950年8月至1950年底进行土地改革,主要任务是划成分、斗地主、分田分地。工作队进了村,通过发动群众组织群众,把整个农村搞沸腾了。群众说:“千年铁树开了花,穷人翻身坐天下。”

工作队队长姓王,山东人,他说话要其他队员翻译。他大概是从部队里过来,穿黄军装,背军铺盖,挂军背包、口杯、毛巾,还有一枝步枪。进村后第一件事是问住哪儿。几个党员虽然知道乡里的吩咐过的,工作队要和穷人同甘苦,但还是把他们安排在比较象样一点的人家楼上。工作队上门看八字,队长出去走一圈,马上否定了村干部的安排。我们跟着看热闹的孩子是不理解的,只觉得好奇。他们挑了几家住破旧屋的农户,向村党员了解了他们是否是政治历史清白的老实农民,然后才住进去,还说要和这几户穷苦农民同住同吃同劳动。在见面会上,他们非常明确地提出依靠贫雇农的阶级路线,强调贫雇农翻身做主人。

土改队的“三同”是党的优良传统,深得人心,流传至今成为佳话。

村里的几位共产党员如王寿连、王定康等,过去都是受苦的人,不认识字,现在都挺起腰杆子,成为村干部,管全村大事。工作队培养基层干部,建立基层组织,成立了党支部,还成立民兵队、妇女会。

这些新干部要上台说话,可是谁都不敢。工作队长要村干部在讨论会上开口说话,练习说话能力。让他们先学主持会议,教他们说:“贫下中农同志们,现在大会开始,大家静一静,请工作队长讲话。”我看着党支书王寿连在开会前一遍一遍地练。学习主持会议比较容易,上台讲话,做报告就更不容易了。

我记得王寿连第一次做报告的情境。虽然他在台下练了几番,但上台开口讲了两三句,就哽住了。他忙转头,看着工作队同志和其他村干部。工作队同志给他提示。他继续讲了几句,又哽住了,又回头,但背后的同志干部不见了,没有人给提示。他就吐唾沫,有吐不完的唾沫。孩子们笑了,旁边的大人就会厉声指责:“笑什么 ?小孩真不懂!”

会后,大家干部们聚在一起哈哈大笑,取笑说:“古话讲:上台发台妖,落台讲不完。”但是工作队的同志坚持说:“还不错的,多讲几次,就会讲得好的。”

真的,他硬着头皮上了几次台,讲了几次后,就不慌了,讲话顺口了,群众愿意听,喜欢听。

在路廊里我听到村里的群众在称赞王寿连、王定康等干部全心全意投入工作,不计报酬,田里的农活错过了季节,常把挨次序轮到的划船赚钱的机会也放弃了。他们自己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,土改运动刚开始,妇女不敢参与社会活动,党员干部带头动员自己妻子积极参加妇女会工作。他们立场坚定,办事公道,在划分阶级、分田分地中大公无私等,大家都说他们好。这种“当共产党的干部,就得付出”的精神,深深地烙在我幼小的心灵中。

工作队找到一个没田、没地、没房,弟妹多,从小就给外地地主放牛、做长工的雇农王××,要他当农会主席。在大家的掌声中,他上过几次台,但就是培养、锻炼不出他的胆量和能力,长时间只是挂个名。以后在合作化中自然消失了他的职位和作用。

小学也开学了,请来黄村的王智当老师,一个人教1-4年级,二十来个学生,我读四年级。有书读了,孩子们快乐无比,这是土改队带来的新气象。

村里干部群众要写什么标语、通知、证明、路票、书信的都找老师,老师成为村干部村民的文书。村里、乡里的各种政治活动,群众大会等等,是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,老师都带我们一起参加,成为我们的政治课堂。思想改造前的农村小学教师还是属于自由职业者,而开明的王老师已懂得了教育要为政治服务的思想。

石柱村是个田地少、人口多的穷村,村中找不出田地多、不劳动、靠剥削致富的地主,只划了王方顺一户富农。他家有几亩田,有雇过长工,但群众背地里讲,他自己也很勤劳。有一人横行乡里欺压别人被划为个人恶霸。分田的标准是人均三分三田地,谁家没有达到标准的,就用村的众田和没收外村地主的田地给补足。

我妈拼命劳动,粗粮有余,租养了一头母猪。刚生下的小猪和母猪就睡在我们的床前小桌子底下。我常俯在床上有趣地看小猪吃奶,鼻子也闻惯了猪窝气味。妈卖了两、三窝猪仔,在土改队进村前买了三、四分地。我家已超过标准,没有分到田,成份为贫农。

孩子们印象最深的是各种各样的诉苦大会。谁受苦深,就把谁请上台诉苦,有诉日本人的,有诉国民党的,有诉地主、伪保长的。我们村有好多人上台诉苦,王兴光妈诉说自己的腿被日本鬼子打断;寿法妈的儿子被国民党杀了;有位老太婆面对面诉村里的伪保长抓壮丁,使她痛失儿子。老太婆一上台就嚎啕大哭,痛不欲生。大家喊口号表示愤慨。不过我们村的诉苦大会没有乡政府里开的那么热烈。

通过诉苦、斗地主,使大家知道什么人是地主、富农,伪乡保长;什么人是贫雇农;什么是剥削、压迫;什么是被剥削、被压迫,提高了群众的阶级觉悟。特别是我们孩子,具体地认识了旧社会,懂得了爱什么与恨什么,培养、增强了我们的阶级感情。

儿 童 团

儿童团建立起来了。全村的儿童和那些没有参加民兵、妇女会的小青年也都来参加儿童团,少数是学生,共有六七十来人,是一支强大的力量。

儿童团长是文欣大哥。他年纪轻,高小毕业,到乡里开会能记笔记,每次去乡里开会都少不了他。他胆子大,说话有板有眼,口齿清,声音亮。他工作积极,整天跟着工作队跑,大伯支持他,家里、田里的事他全都不管。他斗争性强,大是大非前,五亲六戚不认。工作队的同志夸他是土改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。

党员们知道,虽然我最早参加儿童团的,但我年龄太小,管不了那么大队伍,王寿连和定康叔封我当儿童团副的团长。

儿童团主要任务是站岗、放哨,有时也跟着民兵巡逻,还有送通知、贴标语,有时要挨家挨户去动员群众参加会议等。民兵收缴了村里各种土武器,几把大刀、长矛给儿童团员站岗放哨用。群众出村走亲戚,都要到村、乡政府开路票(通行证)。那些成分不好的、受管制的坏分子不准出门。

我们村在路廊里设立检查点,查过路客人的路票,如果发现没有的,就要他们回去,如果认为有可疑的,就把他带到民兵室审问。儿童团员们轮流站岗,是读书的孩子,轮到这一天也要去站岗。

我很积极,除了完成自己的任务外,一有空就主动到路廊里去帮助那些不识字的儿童团员查路票。儿童团担负着重要的使命,当儿童团员也觉得非常神气。

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,一次在花坦东村对面的溪滩,一次石柱村的马家滩,现珍溪大桥下,先后召开了公开宣判大会。附近几个乡村的男女老少都去听公判、看枪毙。

我们儿童团员手执标语旗也挤在成千上万的人海中,跟着喊“打倒地主恶霸”“坚决镇压反革命”口号。宣判后,枪毙了两批不法地主与反革命分子。那个国民党团长的朱清光给枪毙了。石柱村也有两名。第一批中有一名叫王松,据说是国民党军队(海匪)反攻大陆活动时被抓捕的。王松在枪毙时还高呼“打倒×××”。第二批中有一名叫王迪金,据说王寿法烈士被杀一案与他也有关。

镇反运动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,震慑了阶级敌人的反动气焰,大长了贫苦农民的革命志气,安定了社会秩序。

看完枪毙回来,针对个别群众,特别是妇女,存在的惊恐心理,土改队队长开大会向大家宣传说:“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我们多少党员和老百姓,地主、恶霸罪大恶极,血债要用血来还。镇压反革命,就是保江山保胜利果实,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。”

有一天,乐清一位热心的农民找上门说,乐清那个打死我爷的凶手已抓住,只要我们去诉苦去指证,那个凶手就会被枪毙。可是,大伯、三叔还有文欣哥,他们讨论了老半天,还是决定不去。

“有冤报冤,有仇报仇!”口号是这样喊的,轮不到孩子说话,我只是想:你们为什么有仇不报?

打 腰 鼓

学校里王智老师多才多艺,会拉会唱,他教我们唱当时流行的《东方红》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》、《南泥湾》、《解放区的天》、《歌唱二郎山》、《大刀进行曲》《志愿军进行曲》等歌,当时流行什么新的花样,他去外地学了回来教我们,如扭秧歌、打腰鼓、耍花棍等,儿童团的活动非常丰富、活跃。

我们的腰鼓队,先是借用娃娃们玩的小鼓敲。后来村里有一批在丽水运粮的船民,听说家乡儿童团打腰鼓,就出钱买了十只大腰鼓送过来,给我们村增光添彩了。随着土改热潮到来,农村里锣鼓喧天。乡里常常游行、开大会,这时由一位民兵举着红旗,儿童团领先走,我们一路敲、一路唱、一路扭。

到乡大会场,各村的秧歌队、我们村的腰鼓队就先表演几套。其他村没有腰鼓队,各村的孩子投来羡慕的眼光围着我们转。村与村还开展对歌拉唱,明显看出我们村比别的村优势,我们觉得自豪。老师能干给我们带来光彩,我们背地里称赞我们的老师能力强。到处是思想解放的人们非常投入的尽情地扭、跳和唱,用现在的词语形容像“狂欢节”。

随后,在王智老师和村里一位会拉会唱的青年王家康(按辈份我要叫他公的)共同指导下,由我、定养、信亮、福龙、美花、碎竹等成立了儿童团宣传队,除了扭秧歌打腰鼓外,还排练了一些宣传节目,家康公还教我们唱绍兴戏。

第一次在学校(老宗祠)的戏台上演出,至今仍历历在目。

祠堂里多年没有演戏了,听说晚上演文明戏,群众情绪高,提早吃了晚饭,背板凳,携老人,抱孩子到学校里来。村干部们在白天已特地派人采来松明,用捕鱼用的火篮灯,点着松明照明。三把火篮灯已把戏台照得通亮。火焰熊熊,火星飞溅,松烟有时随风跑到台中央缠着你,不管你熏眼、呛鼻,要与你共舞。飞蛾、金龟子也赶来凑热闹。

台下已站满群众,民兵队长王家琴和王定周背着土枪威武地站在台上维持秩序。队长在台上发号施令:民兵加强在村里巡逻,防止阶级敌人破坏。他们还不断地给火篮里添加松明。村支书都上台做简短讲话。

我们在化装,参加腰鼓、花棍的,要自备白色毛巾。我的毛巾是向叔叔借的。老师在我们头上将毛巾包成有角的帽子。没有油彩,老师就用墨和红水在我们的脸上涂、画。我们都很紧张。老师为我们壮胆说,不要怕,把台下看作没有人,或者把人当成木头。几个青壮年农民自发上台敲锣鼓打头通。

第一个节目是打腰鼓。我、定龙、兴忠、家龙、美花等十位队员由信亮打钹,我领头,在铜钹声“镪镪”的指引下,腰鼓声“咚吧,咚吧,咚咚吧,咚吧!”钹声脆脆悦耳,鼓声阵阵撼心。整齐的动作,优美的姿势,翻飞的红绸(自备的,有的是红布条),一下子把群众的目光都吸引过来。群众感到新鲜,台下鸦雀无声。我全神贯注着自己的动作和走队型,台下黑压压一片,没有看清站的是什么人。

一个节目下来后,心里就不慌了,我还鼓励跳舞的女孩子不要怕。接下有耍花棍,女孩子边唱边跳《南泥湾》舞。还有用快板、道情、花鼓、送元宝等各种形式来表演《千年铁树开花》、《翻身不忘共产党》等和宣传“抗美援朝、保家卫国” 的《送郎参军》、《打倒美国佬》,还有宣传“中苏友好”的,宣传反“细菌战”讲卫生的等各种内容的小节目。有的孩子背熟了几句,可是一到台上就忘记了,引来大家的笑声。

前台在演出,后台在你拉我扯,你喊我叫,化装换衣服,缺这少那,一片混乱。王老师顾里顾外,要变成千手观音才能应付得了。我自己做好下个节目的准备后,还要充当老师的小助手。

节目很快就演完了。家康公看时间还早,临时主张要演京剧《萧何追韩信》,请王老师拉琴,要我当韩信。我不会唱京戏、走台步、摆手势,但家康公硬要我穿上一件大人的白衣服当白袍,系上腰带。他教我跑上台,在台上怎么走等。我不敢上去,他把我拉上台。我在台上很不自然地昂首走动,像个断了几根线的“木偶”,让他唱完一段京戏。

孩子们的演出给大家带来快乐,大家都没有挑剔和指责,只是称赞。

演出结束,群众点燃了自己带的火篾、松明和灯笼,大人呼小孩,挤出祠堂。妈牵着我走。因我参加了多个节目的演出,一路上听到赞扬声,妈很高兴。

我们的宣传队很有起色,除了在自己村演出外,还到岭下、黄村等地演出,都受到演出地群众的称赞。

有一次我们到泰石村演出,泰石村也有一支农民宣传队,演出前,他们提出要同台演出一个节目。我们宣传队中有好多人说:“这不是搞斗台戏吗?我们不演!回家去。”是演还是不演?有几个同伴都冲着我发问,我看台下已集聚了那么多的群众,不演出也讲不过去,就和家康公商量决定,要演出。

我和同伴们说:“就是演斗台戏我们也不怕!”

泰石村的农民宣传队员上台打了热闹的锣鼓头通,增加了演出的气氛。我们都是小孩子,演的节目短小,形式多样,群众觉得新鲜。泰石村的农民宣传队演的是话剧,演出的时间比我们小节目的长,演得也不错。演出结束了,听见群众说他们的宣传队“神头不灵清”,演的是老节目。泰石村的干部非常热情,为我们煮了一锅饭,烧了青菜、咸菜,硬强拉着我们吃夜餐。回来的路上,大家说得更开心,好像参加演出比赛拿了冠军。

妇女得解放,婚姻自由了,村里几个童养媳都解除婚约回娘家去。提倡自由恋爱,新式婚礼,新事新办。办喜事不吹吹打打,新娘不坐花轿,步行到新郎家。为倡导新风尚,村干部要我们儿童团去助兴。我们的腰鼓队为好几位青年结婚去迎亲。

铲除罂粟

那年春末,领导发现全乡各村有好些农民在私种乌烟,即罂粟,种植的面积不少。乡政府(石柱村当时属于黄村乡,黄村乡撤了后划入渠口乡)统一部署,要各村发动群众,交换人马,分片包除。

我们村的民兵、妇女、儿童团员在村干部的带领下,举着红旗带着麦饼,大队人马到小坑、溪北、董岙底等村的北片山区铲乌烟。

田里的乌烟长得很旺,有我们小孩那么高,有的已结出花鼓槌状的果,有的正在开花,蝴蝶状艳丽的花朵在风中飘摇,熠熠炫目。展望层层的梯田,像铺盖上已经添了花的锦,美极了。这是毒品,我们绝不能手软,更不可留情,分头下田去。

我和文欣大哥平日形影不离的,现在我们两个人一起下一块田,挥起竹爿刀,向罂粟劈去,柔嫩的乌烟成片倒下。一丘田挨着一丘田,一条垅接着一条垅,所向披靡。我们象理发师操纵推剪,把脏乱的头发给剪掉了。

肚子饿了,吃袋中麦饼,渴了,喝田后坎的凉水。

我们先用竹爿刀当武器,后用锋利的弯刀,到下午三多点钟,觉得腰酸,胳膊疼,已举不起弯刀,劈过去也没有力气。村干部说:“剩下最后两丘田,大家加把劲!”大家一起进去围剿,一下子完成任务。

被斩倒地的乌烟,经太阳一晒,萎软了。大人告诉我:这些乌烟杆叶很肥田。铲毒当肥料,今年的水稻一定大丰收。

这山岙里的乌烟基本上被铲除了,我们胜利班师。

小坑等几个村的个别农民,认为我们把他们种的宝贝扫荡殆尽,太绝了,想不通。在我们路过小坑、溪北村时,一些人手持棍棒出来报复。走在前面的两个人跑回来向干部报告,说前面已经发生摩擦,有人已被扭住。

我村干部非常精明地整编好队伍,选身强力壮的民兵走大路,冲过去为前面的人解围;派几个民兵护送妇女、儿童绕田间小路过去。我这队人非常紧张,大家快跑,跑到了自己的地盘珍溪口才松了一口气,大家坐下来等人。

干部检点人数,没有人掉队,也没有人受大的损伤。那几个民兵神采飞扬地讲述如何夺了人家的棍棒、拨开一条路,取胜而回的精彩镜头。小坑、溪北两村,有习武的传统,出过名师,我们和他们较量能取胜,更感到自豪。大家竖着大拇指,称赞这些民兵。在我的心目中,这几位民兵就像武林英雄。

可是我们村个别群众说:“他们村中几位好手也都到别村铲乌烟了,否则,能让我们顺顺当当地出来?”

渡船来了,大家急着要回去,一拥而上,水平船弦,超重了,定康叔等干部指挥要一些人下了船。我和几个干部等到最后一渡。渡船载着我们先朝上游方向划去,到江中被急流冲下,直向“撞船岩”扑去,老大熟练地向后拔桨,船一摆,我们惊叫,船擦岩边而过。这个渡口比较险,从船里出来,干部吩咐老大一定要注意安全。

回家的路上,有个村民惋惜地说:“我们铲了人家的乌烟,我们种的也被人家铲光了。”

但定康叔等干部们说:“这是响应乡政府号召,铲除了毒品不可惜。”

办 冬 学

冬天,乡政府号召办冬学,扫文盲。我们儿童团宣传队还编排一个《没有文化的痛苦》节目演出。

村干部和老师动员组织了民兵、妇女识字班学文化。大家都高兴来学,两个教室坐不下就坐在礼堂,村里几个高小毕业生王文欣、王德魁、王路娒、王兴统等都成为义务老师。上课时间一到,谁有空,谁先来,谁就拿起教本进教室。

农民白天劳动,夜里来学校学习,学校的夜里比白天还热闹。扫盲班人多,坐在礼堂上,这里摆了很多从农民家借来的旧桌旧凳,煤油灯闪闪,扫盲老师领读: “共-——产——党——”“毛——主——席——”大人非常听话地在跟读,男声浑厚,女声清亮。

在第三册的教室里,王路娒在反复领读讲解:“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,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。”他把人民民主专政解释成“去专门为人民办理民主事情的政治。”王智老师在办公室(兼房间)里听到,急着轻声地说:“错了,错了!”我也在教室外面也听到过,但不知他讲的错在那里。

下课后,在老师办公室里,王老师纠正了王路娒的错处后,说:“以后上课前要自己准备一下,先把课文看懂,有不懂的地方要问明白,再去教。刚才讲错的地方,明天你自己去向学员纠正。”王路娒虚心地接受。

其他几位教夜校的青年也都过来了,王老师还要大家以后多看报纸。王路娒又有点不好意思地说:“白天上山种田、斫柴,忙得很,累得很,来不及看课文、读报纸。”

王老师说:“青年人不看报不行。报纸上内容丰富,有讲形势、政治、政策,是个好老师。我就是常常看报纸,不断地学习,才有进步,才跟得上形势。学校里有份报纸,有空,大家多多来学习。”

大家都说:“是,是,是要加强学习。”

我们几个小学生常常好奇地来看热闹,被老师赶回家。

过了几天,在我家楼上办了个学习小组,约王家龙等同学来学习做作业,还动员了没上学的王定养等几个孩子,成了儿童扫盲组,教他们认“柴米油盐”“东方红,太阳升”。我到学校老师那里找来扫盲课本,让他们学习。

四十年后回故乡,碰上童年伙伴王桃娒,他说:“我认识的几个字是在你家楼上你教的。开始我不想学,是你硬要我学的。后来我外出弹棉,跑码头,用到了文化,才想到学得太少。”

1951年下半年,土改胜利结束。工作队要撤出村时,村干部、民兵、儿童、妇女要来送他们。工作队员早一天已离开村,王队长却说他自己明天才走。他打发了群众后,悄悄地带着文欣大哥走了。大家赶到路廊里,他们已远去。群众埋怨干部,干部们互相埋怨,几个妇女眼都红了……工作队已走了,留下了浓浓的党群情。

王队长看中了文欣大哥,要带他到浙西北去一起搞第二期土改。儿童团长就由我担任。我更忙了,读书、劳动、排节目。

据说浙西北是山区,土改队负责土改还兼剿匪的任务。文欣大哥因个子小,扛不动步枪,在培训班学习了十几天被组织退回来。土改后,农民生活提高了,重视了文化教育。第二年春,石柱小学学生数增加,王智老师推荐,村支部同意,文欣当了小学教师。

那时虽然穿的旧,吃的苦,但翻身的喜悦都汇聚、荡漾在我们儿童团员心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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